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，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。她在“自序”中说：“《赤地之恋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，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，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，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，再经过剪裁与组织。画面相当广阔，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……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。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，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。”在《秧歌》的“跋”里，作者又强调：“《秧歌》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，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。”为了印证“真实”，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《解放日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共产党干部的“自我检讨”、天津的“饥民救济所”、华东的“饥荒状况”等材料。

　　这样，按照“真实”的原则，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，如土改中的“过火”现象，干部的“腐败”行为等。如《赤地之恋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；通过人物说出“老的地主清算光了，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？而且较前更贪婪，更有势力”。“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，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”。《秧歌》多次提到农民“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”。土改工作队长对农民的看法是：“农民嘛，本来就是落后的。他们心里有多糊涂，你都不知道，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，常常不识好歹……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。”伴随着土改，“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，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，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，人人自危”。那些日子，广播喇叭里喊着：“抗拒坦白的顽固分子已经都枪毙了，大家赶快坦白！”

　　《秧歌》写到饥饿和贫穷。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，她父亲（金根）柔声说；“你妈就要回来了，她带东西来给吃。”作品写道：“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。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，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——金根现在分到田了。自从土改以后，当时家里人就很苦，全靠她在外面寄钱回来……”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，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，走到村口，突然发现“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，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”；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，顾冈“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”。《秧歌》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“王同志”，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“我们失败了”。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，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：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；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，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，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。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。

　　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，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。如《赤地之恋》开头，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，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“零乱荒芜”的原野。《秧歌》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：人的文学观念和评论框架的时候，人们便马上发现它的“异类”，忍受不了作品当中对于党的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，于是给予严厉的批评。４０年代曾经在上海担任《万象》主编并发表过张爱玲小说的柯灵评论说：“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……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……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，描写的人、事、情、境，全都似是而非。”（柯灵：《遥寄张爱玲》）。该观点通过对“真实性”的质疑来否定小说，影响巨大，代表了国内研究界的普遍看法。你看，作者竭力标榜“真实”，舆论却在这个根本点上说它“虚假”。差距如此之大。

　　这些评论引起张爱玲强烈的反响，她曾对美国诗人瑞菏抱怨说：“我得跟控制着出版的力量打交道。我在上海沦陷的时期写作，战争结束，我变成一个汉奸！到了香港，我想写我在中国新社会建立之后所见到的一些事，评论把它论成反共文学！这是恭维，我不能出声，或者，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受的事，即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，那真是很痛苦，我没有美国梦，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！”（王蕙玲：《她从海上来》）

　　在迷茫和困惑中，１９５４年秋，张爱玲寄了一本《秧歌》给远在美国的胡适，请她最崇拜的学者能够指点迷津，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过去评《海上花》说的“平淡而近自然”。胡适接读这本书后果然看得仔细，３个月后回了一封信：

　　爱玲女士：

　　谢谢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《秧歌》！

　　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。

　　你这本《秧歌》，我仔细看了两遍，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。你自己说的“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”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