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小说，从头到尾，写的是“饥饿”，——也许你曾想到用《饿》做书名，写得真好，真有“平淡而近自然”的细致功夫。

　　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“稠粥”，已很动人了。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，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，真使我很佩服。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，和“从来没注意到?穴小麻饼?雪吃起来夸嗤夸嗤，响得那么厉害”一段。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。　　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，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。

　　你写人情，也很细致，也能做到“平淡而近自然”的境界。如１３１—１３２页写那条棉被，如１７５、１８９页写的那件棉袄，都是很成功的。１８９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，使我很感动。

　　“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”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。《海上花》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。你这本小说出版后，得到什么评论？我很想知道一二。

　　你的英文本，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。

　　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，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。

　　书中１６０页“他爹今年八十了，我都八十一了”，与２０５页的“六十八喽”相差太远，似是小误。７６页“在被窝里点着蜡烛”，似乎也可删。

　　以上说的话，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，请你不要见笑。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“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《醒世姻缘》与《海上花》的考证，印象非常深，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，这些年佩服，尤其是经胡适点评推介的《红楼梦》和《海上花列传》，成为少女时的张爱玲倾心研读的启蒙作品，这对她以后形成的“红楼梦——张爱玲句式”的叙述语言风格影响极大。后来张爱玲到美国定居曾拜访过两次胡适，胡适也到张的寓所回访过。他们成为忘年交。

　　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两部“异类”小说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的反应，国内外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基调。与国内长期以来封锁张爱玲的状况相比，海外的研究工作却很活跃。１９６１年，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——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出版，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，而且用４１页的重要篇幅来评价她。在小说史的序言中还说：“隔百年读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，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，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。”这本英文版的《中国近代小说史》８０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译成中文传入大陆后，使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（包括钱钟书、沈从文、林语堂、路翎等一批作家），像“出土文物”一样浮出历史地表，并迅速走红，形成大陆第一次的“张爱玲热”。

　　持相同观点的是刘登翰主编的《香港文学史》，这部书中写道：“事实上，在张爱玲的文章中，很难找到反共和亲西方的直接言论，而且不难感受到她对政治的一种厌恶情绪和躲避态度。固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已不得而知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，她还是很难躲避要受到指责。这也是她后来在大陆的诸种文学中，找不到位置的原因。实际上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，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，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，和后来大陆作家的‘伤痕文学’相比较，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。只是在当时，在新中国成立之时，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。由此看来，蒙在这两部小说之上的这层迷雾，同样只能看作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结果。”（《香港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）

　　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在《一支淡淡的歌——评张爱玲〈秧歌〉》这篇文章里说：“这本薄薄的《秧歌》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。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——譬如《半生缘》——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，没有什么深度可言。但淡淡的《秧歌》，却绝对是一部‘世界级’的艺术品。”龙应台同时认为，“《秧歌》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，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爱玲关在由我们制造的狭笼里……”（复旦大学郜元宝：《重评张爱玲及其他》）